在经典小说《水浒传》中，宋江带领一群忠义之士，誓要扫荡朝廷腐败官员和社会不公。然而，在不同的版本中，我们也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另类结局。《荡寇志》中，宋江与铁木真合作，共同抵御外敌；而《水浒后传》中，宋江渐渐迷失初心，走向了自身私欲的黑暗。这两种忠义的表现，引发人们对于正义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与探讨。

因当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两个版本《水浒传》的流行，“水浒”故事在当下还是比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还有其他版本以“水浒”为题材的小说，也曾倍受时人追捧，其中比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万春的《荡寇志》和陈忱的《水浒后传》。二者和当下流行的《水浒传》虽然都是以“忠义”为标榜，但其表现的主题却截然不同。

一般认为，当下所流行的《水浒传》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合著，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名字都是笔名，其实施耐庵和罗贯中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水浒传》并不像《红楼梦》一样，由文人独立创作，而是通过对《大宋宣和遗事》等话本小说、民间故事、戏曲杂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这一题材的故事出现不同的版本有着素材选择和创作者倾向等多方面原因，并没有正统和旁门一说。

俞万春《荡寇志》：对“水浒”故事的一次绝对反转

说起这本《荡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适、鲁迅等人推崇的《水浒传》。

通俗小说在古典文学中一向被认为是“引车卖浆者道听途说之言”，用来消遣娱乐。而清代文豪金圣叹却将《水浒传》捧在了“第五才子书”的高位上，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原作进行了“腰斩”，即删掉了七十回之后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构成了七十一回的贯华堂本《水浒传》。

金圣叹认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单八将排定座次就应该终结了，后面招安、征方腊等情节显得冗余。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两个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后有明显的主题变化，后人之所以怀疑该书是施、罗二人合著也正在于此。贯华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万春的《荡寇志》就是在金圣叹“腰斩”的水浒故事后面续写了七十回，但却是将梁山众好汉当做“盗贼”来描写。根据书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视角是朝廷如何剿灭这些聚啸山林的乱党强盗。

这是一种彻底的反转，其内容对历来流传下来的民间水浒故事、戏曲杂文等都是颠覆性的，书中蕴含着俞万春对所谓的“绿林豪杰”的个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处理，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俞万春生活在太平天国爆发之前的时代，大清帝国内忧外患，国内盗贼横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经从军镇压过民变的俞万春认为，这些打着“侠义豪杰”旗号的好汉们其实就是一群无恶不作的贼寇，他们横行乡野是百姓苦难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于此，俞万春对当时的流行小说《水浒传》十分不满。就像《荡寇志》书前的序言所说：

他认为像《水浒传》这种“诲淫诲盗”的小说是对社会底层百姓的误导，所以他创作《荡寇志》就是为了将社会民心引导至仁义忠信的正道上来。即：

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故事的差异是在于对素材的选择。俞万春之所以在《荡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种结局，也有历史依据。

据《宋史》记载，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为寇，经常骚扰州郡，但因为其流贼性质，不好征讨。于是朝廷就派遣张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这件事记载于《徽宗本纪》：

根据《宋史·侯蒙传》的说法，招安这种办法是侯蒙想出来的，认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实学，与其剿灭，不如招降，让他们去平叛方腊等贼寇。这也是当前流行版本《水浒传》征方腊故事的由来。

考之史实，通过造反壮大声势，然后再接受招安谋求官职，这种进身路径在当时是很常用的手法。

而据《宋史·张叔夜传》的描述，官兵和宋江等人是交过手的，而最终的结果是宋江等人先被张叔夜打败，然后才投降。

但在俞万春的《荡寇志》当中，对这一结局做了艺术处理。让这一百零八个人在张叔夜的征讨下，要么战死，要么被送往京师受凌迟之刑。可见作者对宋江等代表的流寇怨恨之深。

由于“水浒”故事在民间流行甚广，大部分都是赞扬豪杰侠义的好汉故事，所以《荡寇志》这种明显逆潮流的小说在民间的影响不大，但却被当时的官府极力推崇，被当做能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剂良药。

而这部小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鲁迅、胡适等人用来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和愚昧，也直接启发了新文化先驱们用小说来启迪民众的宣传方法。

但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价的：

鲁迅虽然反对这部作品的内涵，但也承认这本小说在当时的“水浒”题材中还算是比较优秀的。

陈忱《水浒后传》：唐传奇手法架构和儒家思想的蕴藉

《水浒后传》是施耐庵版《水浒传》的续书，一共四十回，讲述的是宋江等人死后，以混江龙李俊等为首的三十一位梁山好汉再次聚义的故事。而最大的亮点就在于，陈忱将之前梁山水泊豪杰间的兄弟小义发展成了有关家国天下的民族大义。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本小说当中，是蕴含着作者的用心和寄托的。

这部书的主要情节其实只有三个：

惩治蔡京、高俅、童贯等大奸巨恶；抗金救国，救援被金人围困的高宗，也见到了曾经招安宋江等人的徽宗；海外成立暹罗国。

惩奸除恶和奋勇救主的情节自不必说，很明显的忠君报国思想，而这本书中的“海外建国”一事却大有深意。

在首领的选择上，为什么是混江龙李俊？

李俊在施耐庵版《水浒传》中不算第一梯队，但再次聚义时候被选为了领导者，作者明显借鉴了唐传奇的故事架构，并以此做进一步生发。

在传奇小说《虬髯客》中，李靖的客人虬髯客见到李世民之后，知道天命所归，于是就出走海外，聚众夺取了扶余国，在海外称帝，而陈忱选择李俊就是用他来映射李靖。本来是虬髯客海外建国，但现在安排李俊出海，所差之处就在于领导者的不同。

李世民贤德，所以李靖等人甘愿辅佐；而南宋懦弱无能，不敢还击侵略者，只想着偏安一隅，所以，映射李靖的混江龙李俊和其所领导的一批忠义之士愤而出海。

这个情节的安排其实是在影射时事，即陈忱对在清朝侵略下只图偏安的南明政权十分不满，赞扬郑成功等忠义之士不忘旧朝，依然在海外谋求反清复明大业。

这种解读正好符合陈忱自身作为明朝遗民的身份，其诗歌中多有哀悼故国的作品。

比如《仲春二十四日四十九岁初度》一诗：

在情节安排上，为什么一定要出海建国？

清朝为了消灭反清复明势力，曾大兴“通海案”，这时候作者写一本“海外建国”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清廷的注意，那为什么陈忱还要选择一个如此危险的话题呢？

这与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有关，其源头正是孔子。

《论语·子罕》中记载过一个故事：

历来很多名家对这句话的理解，认为是孔子因其道不能在“中国”施展，所以萌生了去外邦的想法，比较符合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原则。

比如：

而陈忱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明亡不久，中国进入满清王朝。作为明朝遗民的他认为处于外族统治下的清朝是乱邦、危邦，君子志士不可居住，所以让忠义之士远走海外夷狄之地，另行仁化。

施耐庵版本《水浒传》的忠义是江湖豪侠为国效忠；俞万春《荡寇志》的忠义是忠臣良将为国平叛；而陈忱《水浒后传》的忠义是壮士仁人矢志复国。三个以“水浒”为题材的故事，所宣扬的“忠义”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明朝、明末清初和清朝中后期三个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水浒”的看法有不同的选择，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而这时段的小说反映的不是底层百姓的追求，而是蕴含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面貌。

客观来讲，因为群众基础比较广泛，施耐庵版本的《水浒传》在民间的影响力比较大。但如果换个立场来看，俞万春《荡寇志》和陈忱《水浒后传》的故事也未尝不精彩。从创作角度来说，俞、陈二人的作品蕴含着创作者自身的精神寄托，其写作小说是有着明确的主题表现，虽然文笔方面稍有逊色，但创作难度和文学性却要比施耐庵《水浒传》稍高一点。